會議開始，照例是管委會主任介紹情況，張冬云適時補充幾句。

李默聽得認真，偶爾問一兩個關于具體數據或企業普遍反映的痛點問題。

何書言飛快地記錄著，試圖從這些常規問答中捕捉有效信息。

輪到企業代表發言時，氣氛開始變得微妙。

前兩家國企代表發言中規中矩。

第三位是國際企業的外方總經理施密特。

他約莫五十歲，灰發梳得一絲不茍，中文流利但帶著口音。

“李市長，非常歡迎您到省城來，也歡迎您今天來到開發區。”

施密特的開場白還算客氣，但接下來的話卻讓會議室溫度驟降，“我們公司扎根省城已經十五年了，一直將這里視為在華最重要的生產和研發基地。我們對省城和華夏的投資環境，長期來看是充滿信心的。”

他話鋒一轉，目光銳利地看向李默：“但是，作為企業管理者，我們必須關注短期和中期的確定性。近期，我們注意到省里和市里關于產業發展，特別是新能源汽車及相關產業鏈的政策方向，出現了一些……公開的討論，甚至爭論。這讓我們感到有些困惑。”

他語氣加重：“我們最關心的，是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任何劇烈的、不可預見的政策轉向，都會極大影響企業的長期投資決策和現有的運營規劃。李市長，您從慶州來，我們了解到您在慶州推行了一系列……頗具特色的產業政策。

我們很想知道，這些理念和經驗，是否會直接應用到省城？省城未來的產業政策，特別是對待外資和技術合作的態度，是否會有比較大的調整？這直接關系到我們集團總部對省城基地下一階段數億歐元的增資計劃。”

問題直白而尖銳，將“政策不確定性”的帽子隱隱扣在了李默這個“新官”可能帶來的“變化”上，并以增資計劃為籌碼，施加壓力。

會議室里頓時安靜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李默身上。

何書言記錄的手指停頓了一下，抬頭看向李默，眼神里有些擔憂。

他初來乍到，沒想到調研首日就遇到如此直白的挑戰。

張冬云臉上的笑容未變，但眼神稍稍垂了一下，隨即又抬起，平靜地看向對面的企業代表席，仿佛事不關己，又仿佛在觀察各方反應。

他作為秘書長，此刻本可以出面打圓場或引導話題，但他選擇了沉默。

他知道有些時候，過度表現反而容易被當成靶子。

這種事情，碰到得多了。

往往有可能你說一句話，然后被殺雞儆猴了。

特別是李默這種年輕領導，搞不好就有這種手段。

更令人玩味的是幾位本土民營企業代表的反應。他們大多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企業家，其中一位做汽車模具的老板嘴唇動了動，似乎想說什么，但目光快速掃過施密特、又瞟了一眼管委會的領導，最終咽了回去，只是拿起茶杯掩飾性地喝了一口。

另一位從事精密零部件加工的女企業家，手指無意識地捻著會議日程表的邊角，眉頭微蹙，卻始終沒有抬頭。

還有一位，干脆把玩著手里的鋼筆，盯著桌面，仿佛在研究木紋。

他們集體陷入了一種詭異的沉默，與施密特略帶傲慢地主動出擊形成了鮮明對比。

那種沉默里，有對外企強勢的忌憚，有對政策風向的迷茫，更有一種長期在夾縫中生存形成的、不敢輕易表態的謹慎，甚至是一絲麻木。

李默將這一切盡收眼底。

施密特的質疑，本土企業家的沉默，何書言的緊張，張冬云的置身事外……

這不僅僅是一個問題，更是省城產業生態和權力格局的一次微型展演。

他臉上依舊帶著平靜的微笑，等施密特說完，才緩緩開口，聲音清晰而沉穩：“施密特先生，感謝貴公司對省城長期以來的投資和貢獻，也感謝你提出的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首先，我想明確一點：省城作為內陸開放高地，歡迎包括貴公司在內的所有守法經營、致力于互利共贏的企業，這一點是明確的、一貫的。”

他稍微停頓，目光掃過在場所有企業代表，特別是那幾位本土企業家：“關于產業政策，其核心目標始終是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無論是慶州的實踐，還是省城未來的規劃，都離不開這個核心。

政策需要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這是優化營商環境的基石；同時，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精準回應產業發展中的新挑戰、新需求，這是推動進步的動力。兩者并不矛盾。”

他最后看向施密特：“省城未來的具體政策細則，會在深入調研、廣泛聽取包括在座各位企業家在內的各方意見后，依法依規、科學審慎地制定和完善。

我可以承諾的是，任何政策的調整，都會以保障產業安全、促進公平競爭、激發市場活力為出發點，都會遵循法治精神和國際通行規則。

對于守法的外資企業，省城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環境只會越來越好。您關心的增資計劃，我相信，一個更加透明、公平、可預期的市場環境，將會是最好的保障。”

回答有理有節，既明確了原則，又留下了彈性空間，既回應了外企關切，也隱含了對本土企業沉默的關切，同時巧妙地將“政策不確定性”的球踢了回去——政策的完善是為了更好的環境。

施密特顯然沒料到李默回答得如此滴水不漏，他沉吟了一下，點了點頭：“感謝李市長的說明，我們會密切關注。”

語氣雖然緩和，但姿態未變。

座談會后續的發言，重新回到了較為平淡的節奏。

但那一段插曲，以及本土企業家們始終未能打破的沉默，卻像一根刺，留在了李默心里，也留在了何書言的記錄本上。

而張冬云，在整個過程中，除了必要的程序性發言，始終保持著一種近乎旁觀者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