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經濟形勢分析會剛結束，與會者三三兩兩走出會場。

李默正準備與鄰市一位市長交流，卻被省委辦公廳一位工作人員禮貌地引到一旁：“李市長，金書記請您稍留一步，說兩句話。”

休息室內，金全勝副書記正端著茶杯，與省發改委主任、省商務廳廳長等幾人閑談，看見李默進來，臉上露出和煦的笑容：“李默同志，來來，坐。剛開完會，辛苦。”

李默依言坐下，保持著恭敬的姿態。

幾位廳長也笑著打招呼，但眼神里都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審視。

金全勝抿了口茶，仿佛隨口提起：“最近看省城的動態，很有氣象啊。規劃要重修，生態要提升，還有那個什么‘產業大腦’……動作不小，看得出你很有干勁，想把慶州那股闖勁帶到省城來。”

“感謝金書記關心，都是在省委省政府領導下，做一些基礎性工作。”

李默謹慎回應。

“基礎性工作很重要，但方式方法更要講究。”

金全勝放下茶杯，目光落在李默臉上，笑容未減，語氣卻微微轉沉，“尤其是省城，對外開放的門戶，一舉一動影響面大。像科技評審、外資企業這些領域，非常敏感。

我們鼓勵嚴格監管，但一定要依法依規，穩妥慎重。個案處理要清晰，界限要明確，不能給人留下‘選擇性執法’或者政策搖擺的口實。”

他頓了頓，繼續說道：“最近有些反饋，說省城的氣氛有點‘緊’，擔心政策會不會有變。這種情緒要注意引導。投資者信心，營商環境的口碑，建立起來難，破壞起來容易。

李默同志，你還年輕，有沖勁是好事，但切記，穩定壓倒一切。這個道理，是我們多年工作的經驗總結，什么時候都不能忘。把握好節奏和力度，啊？”

話語看似關切提醒，實則句句敲打在李默新政最敏感的神經上——“選擇性執法”“政策搖擺”“破壞營商環境”“穩定壓倒一切”。

在場的幾位廳長眼觀鼻鼻觀心，仿佛沒聽見，卻又將每一個字都聽進了心里。

李默迎著金全勝的目光，面色平靜，語氣誠懇：“金書記的指示非常重要，我一定深刻領會，在工作中堅決貫徹依法依規、穩中求進的原則，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確保省城發展大局和諧平穩。”

金全勝滿意地點點頭，拍了拍李默的肩膀：“好，有認識就好。去忙吧。”

走出休息室，走廊里的冷氣讓李默的頭腦格外清醒。

他知道，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是來自更高層面的一道明確“提醒”，也是某種信號——反對者，已經找到了上層的呼應。

當天晚上，李默在辦公室加班審閱“產業大腦”前期研究方案。

何書言臉色有些難看地拿著幾份報紙走了進來。

“市長，您看看這個。”

何書言將材料放在桌上。

省城發行量最大的《中都商報》財經版頭條：《省城科技補貼風波：是嚴格監管還是選擇性執法？》。

文章以“智捷科技”被調查為切入點，引用“匿名業內人士”分析，質疑調查是否針對特定背景企業，是否意味著對以往科技扶持政策的否定，并引申到“外資企業在省城的創新貢獻是否被公平看待”。

何書言掏出手機，省內一家頗有影響力的財經網站則推出專題：《新規劃，新方向？——省城產業政策“本土化”邊界何在》。

文章“探討”李默提出的新規劃和生態計劃，引用某些專家“擔心”的觀點，認為過度強調“本土”“自主”可能滑向“閉門造車”，影響省城長期以來形成的開放合作生態，甚至隱晦提及慶州經驗是否適合省城。

網絡社交平臺上，幾個本地財經大V和一堆新注冊的賬號開始同步發力。

“李默市長是不是想把省城變成第二個慶州？”

“打壓‘智捷科技’這樣的高科技企業，寒的是誰的心？”

“口號喊得響，就怕最后成了地方保護主義。”

各種斷章取義、混淆概念的言論開始蔓延，試圖將李默塑造成一個激進、排外、不顧營商環境的“破壞者”。

李默快速瀏覽著，臉上看不出太多表情。

這些文章和言論，看似客觀探討，實則精心設置了議題框架，將個案普遍化，將方向性質疑化，將“本土培育”污名化為“狹隘排外”。

這是一套組合拳，目的就是攪亂輿論，給李默和新政貼上負面標簽，動搖社會信心，尤其是企業和投資者的信心。

“通知宣傳部的張琦部長，明天一早我要聽取網絡輿情和媒體溝通情況的專項匯報。”

李默放下材料，聲音冷靜，“另外，讓陳默主任整理一份近三年省城科技補貼發放、外資與本土企業享受政策對比的客觀數據，越詳細越好。”

李默沒有將這個太當一回事，張琦作為宣傳部部長，這是他應該煩神的事情。

如果說上級的敲打和輿論的攻勢是外部壓力，那么政府內部的“凝滯”則讓李默感到更切實的阻力。

在落實“產業生態提升計劃”分工的專題會議上，氣氛沉悶。

李默明確了各局委在前期研究中的任務和節點。

輪到常務副市長洪建國發言時，他拿著筆，在方案上點了點，慢條斯理地說：“李市長的這個計劃，立意高遠，方向我也認同。但是……”

他話鋒一轉，“具體到操作層面，困難不少啊。先說這個‘產業大腦’，數據從哪里來？各委辦局的數據標準不一，歷史遺留問題多，共享意愿也……有待協調。安全責任更是天大，萬一出點紕漏，誰擔得起？這需要頂層設計，需要時間慢慢梳理，急不得。”

“還有這個基金……”

他翻到另一頁，“市財政今年的盤子已經很緊了，還要留出余地應對可能的風險。引導資金從哪里出？社會資本現在都很謹慎，怎么吸引？決策委員會里放那么多企業家，會不會影響專業判斷？這些機制，都需要反復研究論證，找到最穩妥的方案。”

他通篇沒有直接反對，但每一個“困難”“需要時間”“需要研究”“穩妥”，都像一塊塊無形的海綿，試圖吸干政策推進的動能和速度。科技局局長、工信局局長等人紛紛附和，提出各種具體的“技術性難題”：數據接口不兼容、法律法規有待厘清、人員編制不足、現有系統遷移風險大……每一個問題都真實存在，但在此時被集中、放大，成為拖延的絕佳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