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上午九點半，市長辦公室的門被輕輕叩響。
秘書小陳推門進來：“林市長，史書記來了，還有……碧波潭陳老板的愛人。”
林東凡從文件堆里抬起頭：“請進來。”
先進來的是史連堂，臉色凝重。
跟在他身后的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牽著個五六歲的小女孩。
女人叫楊曉菊，穿著樸素，眼睛紅腫得厲害，臉上寫滿了疲憊和惶恐。小女孩緊緊攥著媽媽的手，怯生生地打量著這個陌生的辦公室。
“林市長，這就是陳老板的愛人楊曉菊，這是她女兒妞妞。”史連堂介紹道。
楊曉菊低著頭，聲音發(fā)顫：“林市長好……”
妞妞也小聲跟著說：“市長叔叔好。”
林東凡站起身，從辦公桌后繞出來：“嫂子，妞妞，坐吧。”他指了指會客區(qū)的沙發(fā)，又對小陳說：“倒兩杯溫水，再拿點餅干過來。”
這平和的語氣讓楊曉菊緊繃的神經稍稍放松了些。
她拉著女兒在沙發(fā)邊緣坐下，只坐了半邊，雙手死死攥在一起，指關節(jié)都泛白了。
林東凡在對面單人沙發(fā)坐下，沒有立刻問話。
而是先從小陳端來的盤子里拿起一塊餅干，遞給妞妞：“妞妞餓不餓？先吃點東西。”
妞妞抬頭看看媽媽。
見楊曉菊點頭，這才怯生生地接過餅干，小聲說：“謝謝叔叔。”
“不客氣。”林東凡這才看向楊曉菊：“嫂子，家里的事我聽說了。節(jié)哀順變。”
這句話像打開了閘門，楊曉菊的眼淚瞬間涌了出來。
她用手背胡亂抹著臉，哽咽道：“林市長，我男人他……他死得太冤了……”
“我知道。”林東凡把紙巾盒推過去：“所以才請你來，想聽聽具體情況。你說，我聽著。”
楊曉菊深吸一口氣，開始斷斷續(xù)續(xù)地講述。
從袁本忠第一次去釣場釣魚，到斷竿發(fā)火，到丈夫下跪送禮，再到釣場被查封、丈夫被打、最后跳河……
說到丈夫被打那段，她渾身發(fā)抖。
“我男人回來的時候，身上全是傷。我問他是誰打的，他死活不說，就說‘惹不起’。那天晚上他一夜沒睡，就坐在床上抽煙，一根接一根……”
林東凡安靜聽著，偶爾問一兩個細節(jié)。
史連堂在旁邊快速記錄，眉頭越皺越緊。
“你丈夫被打那天，有沒有留下什么證據(jù)？”林東凡問。
楊曉菊抹了把眼淚：“他……他手機里有錄音。他出門前跟我說，要是他兩個小時沒回來，就讓我報警。我怕出事，讓他把手機錄音開著……”
“手機現(xiàn)在在哪兒？”林東凡問。
“被派出所收走了。”楊曉菊進一步解釋：“說是要做證據(jù)，一直沒還給我。我去要過幾次，他們都說還在調查，讓我等。”
史連堂立刻掏出手機：“我馬上通知下去，協(xié)調調取。”
林東凡點點頭，又問楊曉菊：“袁局長經常去你們釣場，除了釣魚，還做什么？見過什么人？”
楊曉菊想了想：“袁局長每次來，基本都是跟蘇總一起。就是綠野園林的蘇慶余，趙氏集團那個女婿。有時候也帶其他老板來，他們釣完魚就在空調房里打牌、吃飯，一待就是大半天，神經秘兮兮的。”
“他們談什么，你聽到過嗎？”
“我……我不敢聽。”
楊曉菊低下頭：“有幾次送菜進去，聽到他們在說什么地塊、項目、容積率……還有數(shù)字，幾十萬幾百萬的。我男人不讓我多待，說知道多了沒好處。”
林東凡沉吟片刻，繼續(xù)問：“袁局長在你們釣場消費，怎么結賬？”
“從來不結現(xiàn)金。”
楊曉菊道：“都是掛賬，讓蘇總結。釣魚費、飯錢、煙酒錢，都記在蘇總賬上。我男人說，袁局長在吳州好多地方都這樣，從來不自己掏錢。”
“市長，你看看這個。”
林東凡正要再問，史連堂遞上了一份初步調查報告。
隨便看兩眼。
東凡的臉色就沉了下來，令市長辦公室的氣氛都有些壓抑。
楊曉菊坐在沙發(fā)上，始終低著頭，雙手緊緊攥著衣角。
她身旁的小女兒妞妞，也學著媽媽的樣子，小手抓著媽媽的褲子，眼睛怯生生地打量著這個陌生的地方。
林東凡放下手里的材料。
“嫂子。”林東凡聲音溫和：“你丈夫的事，我們都知道了。你放心，這件事一定會查清楚。”
楊曉菊抬起頭，眼眶紅腫：“林市長，我男人他……他老實了一輩子，從來不敢得罪人。那個袁局長，我們真的惹不起……”
“沒有什么惹不起的。”林東凡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對著辦公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這話說得擲地有聲，但楊曉菊臉上卻沒有多少信心。
她來市政府上訪過三次，第一次是被勸回去“等通知”，第二次是被告知“正在調查”，第三次干脆連門都沒進去。
要不是今天史書記親自去接她，她可能還在信訪辦門口坐著。
“林市長……”楊曉菊顫抖著手，從隨身帶的布包里掏出個塑料袋：“這是我男人……最后留下的東西。”
塑料袋里是幾樣零碎物件：
一部舊手機，屏幕已經摔裂了；一個皺巴巴的香煙盒；還有幾張撕碎的紙片，邊緣參差不齊，像是從本子上匆忙撕下來的。
“這是……”史連堂接過塑料袋。
“手機是他那天出門帶的，回來時屏幕就碎了。”楊曉菊說：“香煙盒是他常抽的牌子，里面……里面有幾張紙條。”
史連堂小心地打開香煙盒。
里面沒有煙，只有三張疊成小方塊的紙條。他展開第一張，上面用圓珠筆歪歪扭扭地寫著一串數(shù)字：“-蘇-8000”。
第二張寫著：“-李-5000”。
第三張只有兩個字：“袁-魚”。
“這是什么意思？”林東凡問。
楊曉菊搖搖頭：“我不知道。我男人他……他沒什么文化，記賬都是隨便記。這些數(shù)字，可能是釣場的收入，也可能是欠賬。他以前跟我說過，有些老板來釣魚不給現(xiàn)錢，都是記賬，年底一起結。”
她指著“袁-魚”那張紙條：“這個袁，應該就是袁局長。他每次來釣完魚，都不給錢，就說記在蘇總賬上。我男人不敢要，就只能記下來。”
史連堂仔細看著那幾張紙條，眉頭微皺：“這些信息太零碎了。日期、姓氏、金額，沒有任何具體說明，無法列為證據(jù)。”
楊曉菊哽咽道：“我男人他膽子小，從來不敢得罪人。那個袁局長每次來，他都嚇得說話都結巴。有次袁局長喝多了，在空調房里摔杯子，我男人嚇得一晚上沒睡著……他怎么可能敢留什么證據(jù)？”
林東凡沉默了。
是啊，一個老實巴交的釣場老板，面對國土局副局長這樣的實權人物，除了忍氣吞聲，還能做什么？
林東凡鄭重其事地安慰道：“這些材料我們先收下，你放心，你丈夫的案子，我們一定會查到底。”
楊曉菊的眼淚又下來了：“林市長，我不求別的，就求個公道。我男人不能白死……”
“不會白死。”林東凡說：“我向你保證。”